每天早上7点多，63岁的沈燕飞拎着用了多年的公文包从家中出发。“走上十几分钟就到了，当是锻炼。”早上7点半，老沈到达千秋广场北侧的法律援助中心。

老沈工作的医调会就在援助中心里面。绕过争论与拉扯的人群，上到二楼，一间七八平米的屋子就是老沈的办公室。三年来，沈燕飞和其他两位老同志在这里调解平息了大大小小160余件医　　　患纠纷，调解结案总金额400多万元。

退休老干部深入最棘手矛盾

“2011年12月，政府从卫生和政法系统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医调会正式挂牌。”原为县中医院院长的沈燕飞回忆道。

虽说已经退休，但接受这个任务，包括原为司法局干部的卞小毛和法院高级法官沈根田在内的几位老同志都颇有重任在肩的意识。

“医疗纠纷，人命关天。”想到这些，老卞也有过犹豫，他挪了挪堆满桌面的卷宗，用力摸了一把早已花白的头发说，“不过，与司法工作打交道三十多年，也算是对口，想着发挥点余热，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点事。”

“我是医院外科手术大夫出身，作为一名副主任医师，退休后收入也会很不错。”沈燕飞从卫生局调来，他笑着说，“但作为党员，总要有点觉悟。”

医调会这组“铁三角”中，60岁的沈根田今年刚退休，算是年纪最轻的一位，原本都可以享受退休后的清闲生活，却因医患矛盾组成了这个可能是我县年龄最大的“老娘舅组合”。

3年成功调解160余件纠纷

在医调会出现之前，出现医患纠纷有三种解决渠道：卫生局行政调解、医疗鉴定和司法途径。

“卫生局行政调解患方认为有偏向院方的可能性，医疗鉴定的时间过长起码要三个月以上，患者往往不愿意。司法途径，律师费、诉讼费贵，还不一定胜诉。”曾在卫生局医政科工作了近十年的沈燕飞讲述了很多患者的想法。

为此，医调会作为第三方应运而生，程序也并不复杂。

通常患者会先与医院沟通，1万元以下通常医院自己解决，1万元以上处理不来的，就来找我们，我们是免费调解。”患者提出申请，医调会与医院沟通后，3天内通知给答复是否调解，“10万元以上的案件则必须要通过医疗鉴定再来调解。”

三年来，尽管医调会成功调节了80%以上的医疗纠纷。但沈根田坦言：“双方都有苦衷，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我们站在中间立场，为双方当事人服务，一般有三个基本法则。“换位思考是第一步，其次就是以医学治疗过程和法律为基础，第三就是人道主义。”  

就在去年的12月，有个患者右腿骨折，在治疗中与医院发生纠纷，但医院却只能解决1万元。“人家脚腿不方便，下半辈子总归不方便的。”沈燕飞说。最后，医院同意将赔款增加到了两万余元。

沈燕飞拿出一张统计表，显示从2014年1月至12月，医调会共受理调解申请56起，已成功调解42起，成功率达到了75%，“其中有8起死亡案件，调解的难度非常大。”

备受关注后的重重压力

比起调解案件的辛苦，老干部们受到的肯定以及赞扬显然与他们的付出不成比例。三个月前一个死亡案件，从案件发生到形成初步调解方案的两天两夜时间里，沈燕飞只眯了短暂的几个小时。

正如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医调会的工作在多数时候，这是一件并不被理解的事情。医院和患者都认为我们是站在对方立场上，工作并不好开展。”

如今，医调会的作用越来越被关注，百姓遇到医疗纠纷不再跑到医院吵闹，也会理智地找到他们寻求帮助。多年调解告诉这几位老干部，很多时候患者和医院需要平复过程，只有冷静下来调解才有作用。

除此之外，随着案子越来越多，医调会也面临着更多压力。“今年，我们新招聘了一个小年轻，主要负责接待、登记和记录。调解这个工作，年轻人很难胜任，没有经历根本压不住场子。”沈燕飞直言不讳，“我们还是希望能有更多阅历丰富、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加入我们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