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的战场来到了达沃斯。

9月10日，正当中外企业家们讨论网络经济的未来时，一个问题被抛给了高通(75.33, -0.78, -1.02%)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保罗·雅各布斯(Paul　E.　Jacobs)。

在天津达沃斯论坛的剧场议会厅里，雅各布斯应该会觉得这个夏天糟透了。因为半个月前，雅各布斯的同事高通公司总裁德里克·阿伯利(Derek　Aberle)第四次前往位于北京三里河的月坛南街38号院——中国国家发改委所在地，就高通涉嫌滥用无线通讯标准、在中国实施价格垄断一事进行沟通。

而此刻提问者似乎略带挑衅地问到，发改委对高通启动反垄断调查之后，高通有没见过发改委的领导？

雅各布斯直截了当说：“对不起，这个问题不做评论。”

事实上，两天后，德里克·阿伯利又要前往发改委进行第五次商谈。商谈前一天，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下称“价监局”)局长许昆林已经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透露，高通垄断案调查结束，马上将进入处罚阶段。有律师表示，如果反垄断调查结果成立，高通可能面临营业额1%-10%的罚金，金额可能高达12亿美元(约合72亿元人民币)。

议会厅里的沉默正在酝酿。雅各布斯的简单回答令台下观众大失所望，不过，坐在雅各布斯左边的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突然接过话筒：“我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鲁炜转向雅各布斯，中国市场肯定能挣钱，我要向你们表示祝贺，“我也要告诉你，我们要一起挣钱，你要带着中国企业一道挣钱”。

观众席爆发出一阵笑声。

显然，被调查近10个月后，高通并不愿意正面回应在中国接受反垄断调查的种种，但无法回避人们的好奇，更难以躲开中国媒体的追问。2013年高通的总营收为248.7亿美元，其中49%的营收来自于中国，约123亿美元。

“你一半的利润来自中国，我想你也明白这个道理。”笑声过后，手拿话筒坐在左边的鲁炜严肃起来。雅各布斯一定在努力回忆着鲁炜所说的“这个道理”：中国欢迎所有的互联网企业，但不能占着市场挣了钱，又来伤害中国消费者的利益，要守住这个底线。

2013年11月25日，高通正式发表声明称，中国发改委已经启动了对公司的反垄断调查。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厂商，高通在3G和4G领域拥有1400多项手机专利。根据Strate-gy　Analytics发布的报告，在2013年Q3全球基带芯片领域，高通市场占比提升到66%。

因此，在发改委的调查理由里有这么一条，按照中国《反垄断法》规定，高通属于“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

这并不是高通第一次接受反垄断调查。2005年10月开始，高通在欧盟接受了为期四年的反垄断调查，最后因诺基亚(8.37, -0.06, -0.71%)、爱立信(12.74, -0.01, -0.08%)等6家公司的和解而终止。2006年至2009年，高通在韩国接受了三年的反垄断调查，并收到了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2亿美元的罚单。

这一幕会在中国上演吗？起码雅各布斯和他的同事高通公司总裁德里克·阿伯利不希望这样。

在过去的四五个月里，德里克·阿伯利一直在找机会与发改委商谈，他分别带队在4月3日、5月8日、7月11日和8月21日四次拜会发改委。然而，在第三次拜会之后的7月24日，高通公司股价报收76.17美元，股价跌6.65%，市值蒸发91亿多美元。

是时候作出选择了。

议会厅里的交锋已经快告以段落，雅各布斯在同声传译里捕捉到了鲁炜所传达的讯号，他不住地点头。“和中国公司的合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积极和有利的，现在有9家公司是我们在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包括硬件、软件、系统实施的各个方面。”他说，这应该是高通和中国公司、中国消费者共赢的局面，我也希望这种共赢的情况能够在未来长期持续下去。

高通在掩饰着对未来的某种担忧。因为另一场与中国手机厂商的协商可能正在进行，高通打算对4G手机收3%-3.5%的专利费，这对于利润率只有1%-5%的中国手机生产厂商来说，又是一柄利剑。

但高通似乎并没有打算放弃这种做法，它担忧的是4G时代已经来临，它的这些做法是否还能如愿在中国畅通无阻。和高通一样有担忧的，还包括微软(46.7, -0.30, -0.65%)、奔驰和他们背后的美国商会、欧盟商会。

7月28日，国家工商总局近百名工商执法人员来到微软在中国大陆的四个经营场所，他们复制了部分合同和财务报表，提取了电脑、服务器的内部沟通文件、邮件，并查封扣押了2部工作电脑。8月4日，国家发改委反垄断调查小组9个人突击查访位于沪青平公路989号的奔驰上海办事处，多名奔驰高管被约谈，办事处内多台电脑被检查。

这是中国最近掀起的一场反垄断调查风暴的冰山一角，外企为之骚动。不过，数据显示这可能是场虚惊。

截至目前，发改委查处企业及行业协会组织共计355家，其中外资企业33家，约占查处企业总数的10%。工商部门立案查处的案件共39例，其中外资企业2件，分别是微软和利乐，占其案件总数的5%。

国家发改委价监局局长许昆林说，反垄断执法始终都是从垄断行为出发，而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而不是保护民族企业，反垄断调查是基于消费者选择，“消费者举报哪个，我们就查哪个”。

因此，“你们为什么担忧？”这是9月10日李克强总理对第一个来自非企业家人士提问的回答。

企业家们的问题围绕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改革、国际角色、治理污染和“微刺激”，没有人就反垄断调查发声。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忍不住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若干场合曾经公开表示，这些反垄断调查并不是针对外国企业的，但这还是让许多外国企业对于中国经商环境产生了担忧。这个场合，您能不能让他们放心呢？还是他们应该继续对这个问题感到惴惴不安？”

李克强回应道：“我欣赏施瓦布主席的勇气，代表在座企业家们提问。但另一方面，我也确实感到担忧，就是你们为什么要为此而担忧？我希望，在华外资企业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向中国政府表达的，可以直截了当提出来，我们愿意为各国企业在中国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环境。”

没有机会提问的企业家们，以及没有勇气提这个问题的企业家们，显然已经从这次交锋里找到了各自的答案。

三菱商事株式会社中国总代表松井俊说，中国是三菱非常重要的市场，未来将继续扩大在中国的业务，也会继续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则。毕马威的亚太区运营总裁魏友绅(Geoff　R.　Wilson)则认为，外资企业需要适应日益复杂和法制化的中国市场。

即使没有找寻到答案，外国企业家们也能在一年以后看到希望。

按照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时间表，明年早期双方将启动“负面清单”谈判。对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实行“准入前的国民待遇”是谈判的前提之一，这是和反垄断调查有着同等分量的又一次交锋。

在此之前，一切的交锋，都像是在演习。